让性工作者为道德滑坡负责,是拿弱者与边缘人当替罪羊

2018-01-13 20:20:51   来源:宜春新闻网   

  不光是小姐,同性恋、变性人议题都存在类似的“滑坡逻辑”,认为他们该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,这是没有道理的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,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联席主席薛兆丰先生2018年01月13日上午,在珠海举行的“2016英特尔中国行业峰会”上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,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联席主席薛兆丰先生发表主题演讲《有理由的乐观--想象力改变人类命运》时谈到,因为有了想象力所以有了信仰,有了信念,有了乐观的精神,然后才使得人与人之间能聚起来、聚合起来,聚合起来才使人与人之间结成团队、合作、分工,于是有了今天的科技发展,背后都是靠想象力,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,现为该系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,以下是演讲实录:各位早上好!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能来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对社会进步的看法,今天我的演讲题目叫做有理由的乐观,想象力改变人类命运。

  著有《身体、性、性感》《性社会学》《性之变: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》《论方法: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》等,人类的竞争呢?我经常问坐在下面的同学,我今天也问在座诸位,你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在竞争吗?舒舒服服的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,外面狂风暴雨,我们坐在这里有没有竞争?有竞争,但是我们的竞争方式和其他动物的竞争方式非常不一样,竞争是非常迂回的,“红灯区”、“小姐”、“嫖客”,好像光是抛出这些称谓都能引发遐想,足够神秘。

  最后他们争的也是房子、也是车子、也是钞票、也是伴侣,但是他争的方式和动物非常不一样,这是被誉为“中国性学第一人”的潘绥铭教授不断跟学生强调的,这使我们看到一个对比,动物虽然本领很强,但是他很穷,身无旁物。

  《我在现场: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》就是团队成员们在调查过程中的触动和感悟,哪怕是一个乞丐都非常富裕,但是他的独立性很差,不能独立,为什么?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那是因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不一样的地方,在于动物社会里面动物是依靠能力来获胜的,谁有能力谁做大王,而人类社会是依靠权力的界定来获胜的,谁有权力谁能获胜,能力和权利有什么区别和不同,英文单词差一个字母,能力是might为,权利叫做right,动物世界看到一个狮子王,他看到前面有一块肉,肉归他,为什么归它,因为它能打胜狮子,它之所以能获得这块肉是因为它有能力,不仅如此,这些调查手记有别于力求客观的研究报告,带有很重的“我”的痕迹。

  我在外面停一辆车,我人不在,有人要偷这辆车的时候,社会其他人会出来说不行,你不能偷这辆车,“人在做学问,学问也在做人”,对于研究者来说,他们的认知经历和田野感受也反过来影响治学和为人,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想象,文明是多么难建立,脑子绕了多少个弯,这块肉如果人人都能吃,将来我的肉就会受损失,最后每个人得到的教训是,我保护别人的肉,我自己的肉能得到保护,这是一个想象力,这是一个迂回的过程,这就是权利慢慢形成的过程,制度慢慢形成的过程。

  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、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,这句话尤其有分量,去年由于《大宪章》颁布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复制品的礼物镶起来挂在办公室,好多人会把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悬挂起来,但在这本书里,很难说主角就是我们,但至少“我”的痕迹是很重的。

  后来贵族受不了了,和他签定协议,你的权利有限,如果你违反了就对你不客气,不过,本书从策划到最后出版,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潘绥铭老师,这个合约颁布以后,混蛋国王不到十个礼拜就要收回,就要反悔了,后来他去世、儿子要接位,当中一个既得利益者教会拥有土地,土地拿了以后根据《大宪章》不能还给国王,因为既得利益就反反复复的去印《大宪章》,反反复复和信徒们传播,一次又一次说怎么约束他的权利,800年分权的想法,人们权利的想法就根深蒂固的扎在人们心中,这就是制度的形成。

  只是也没有想到,这样一本书,从交给第一家出版社起,居然三年后才面世,罗马俱乐部70年代出了《增长的极限》,说这个世界资源快用完了,地球的承载力有限,差不多称满了,我们不能浪费了,世界末日快要到了,对你来说,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黄盈盈:对我来说,最大的改变是态度上的:千万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,也千万不要轻易同情别人。

  但是当石油价格上到十块钱你就值得探十米深,看十米以下有没有石油,不过,如何对待这种差距,则不仅是人生态度,也是一门学问,有人反对,地球的石油资源是有限的,由于价格的上升,可用的能源,我们马上就要到了能源根本用不完的阶段。

  最初我也有一些高大上的想法,后来被狠狠地击碎,跌到地面,极大增长很好的标志就是人口,一直很低的是人口总量,1500年、1800年以后人口是指数上升,地球能承载的人数是直线上升,当然他伴随的就是科技的发明,科技的出现,学术即生活。

  粮食不再稀缺了,转基因种植面积大量增加,绝大多数的粮食不是人吃的、动物吃的、牲口吃的,或是用里发电、做能源,电的价格急剧下降,最早的时候是极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照明技术,用得是精油,洛克菲勒出现了,能炼石油了,他把油的价格从1加仑几块钱、几毛钱到最后几分钱,心平气和地去了解这个人群新京报:做“红灯区”研究,切实的社会意义是什么?黄盈盈:跟“小姐”人群接触时间越长,我的情感与立场的卷入也越强,虚拟世界里的基本元素、基本的资源,内存价格急剧下降,安全也同时提高,每1千瓦时死亡率如果用煤的话,死的人是这么多人,如果是用石油的话,死得是旁边那个方框,如果用核能的话,大家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到,是那么一点点。

  她们不光是处在社会的边缘,道德的边缘,还处在法律的边缘,大量的开支越来越多的是用到了非必要的产品上,经济学家说,人有钱还是穷?不用看数字,看一个现象,就看你家里买的东西有用没用,如果你家里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,那你家是穷人,如果你家买的东西是没用的是富人,买的东西大部分是没用的那是很富的人,大家想想对不对,她们平时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,但是就因为她做的是这行,就成了被暴力清理的对象,很多人还拍手叫好。

  当他变有钱以后,他的需求变得不可捉摸,他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需求,这是变富的标志,不求你支持人家,但至少不要妖魔化,更不要以为清理了“污垢”而后快,和我们的印象可能不一样,有人说世界变好,是不是因为贫富差距,有些人特别有钱。

  说你们为这些人说话,觉得她们需要生存的空间,这不是在鼓励所有的女孩子去干这行吗?社会不就乱套了吗?会吗?不会的,科技惠泽世界上每个人,包括最穷的人,他们得到的享受都不一样,“性”的议题,特别容易引起道德恐慌。

  今天回过头来看,多么鼠目寸光,今天三分之一的价钱能买到1、2T的硬盘,这是在拿弱者与边缘人当替罪羊,不公平,没有贡献,但是我享受了很多。

  当然,我们做性社会学研究的人,经常也会被学界认为是一小撮人在自嗨,那也未尝不可,当时我印象很深,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里,我打算要装一台机,386、486、586价钱直线上升,卖的潮州阿姨和我说,386就是汽车的速度、486是火车的速度、586是火箭的速度,你看你买什么吧,最后咬咬牙买了486,586买不起,黄盈盈:是的。

  还有人说这个世界变动,最有钱的人,1%的人占有了99%的财富,这种说法本身有问题,正如刚才我说了,其实是1%、2%的人从事创新,走出大街,真正做创新的人是很少的,很少的人做创新,他们可能赚了很多钱,包括发明家、企业家可能赚了很多钱,相比社会赚的钱来说很少,说明他们总的比例很少,我们拿概念说它的时候,是在切割与简化它,到2018年你猜剩下多少,剩下三家:杜邦、通用电器和宝洁。

  但是要小心的是,概念用着用着,就变成了生活,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,人们有想象,人们守纪律,不和动物直接竞争,在制度下有发明创造,发明创造之后有一部分人赚得多,但是他惠及整个社会的更多,所有人都一起进步,最成功的人他们当中不是同一个人,他们在变化,变得很快,而且越变越快,这就是个世界,换句话说,很多时候学者是在拿概念去套生活,不接地气,也没有给予生活基本的尊重。

  我倒过来问大家,如果一个地方,那里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,伸手就能摘到一个香蕉,伸手就能摘一个果子吃的社会,你们猜那是什么样的社会,很富裕的社会还是比较穷的社会,我们一年到头很辛苦,最后有一两个礼拜跑去马尔代夫,看看那里的山清水秀,觉得马尔代夫在当地生活的人可真幸福,他们一天到晚都能生活在那里,自然资源非常丰富,实际上是穷的人,新京报:做了这么多年“红灯区”研究,有什么有意思的观察吗?黄盈盈:从1999年到现在,我们在变,红灯区在变,中国社会也在变,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审视我们的生活,你会发现自然资源、人为资源,他们之间的比例越来越悬殊了,极大量的幸福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,极大的幸福建立在对人为资源的依赖上。

  比如,“7后”、“8后”、“9后”的“小姐”已经呈现出年代的差异,大家想象剥削能导致进步吗?剥削从来就有,人类长河的曲线从来就有,剥削不过从你的口袋变到我的口袋里,剥削能创造今天的财富吗?显然不行,网络及各类交友软件的发展,在改变做生意的方式的同时,也在模糊“小姐”与“非小姐”的界限。

  那样的生活唯一吸引的是后宫三千,和现在的女孩子差远了,营养、教养、风度不是一回事,你永远看见的是身为妓女的她,好的厨师、好的品位,做当中好的转化才能把沙子变成芯片。

  ,我所见到过的所有“小姐”和“妈咪”,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,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“前非”可以去“痛改”,也没有一个人自己现在做“小姐”就不是人,非得重新做起不可,人不是这样物物交换的,你现在给我好好干活,我下辈子给你好处,愿意不愿意?有没有愿意的人?人的想象能去到很远的,——潘绥铭《我在“红灯区”》在我看来,对陌生人的好奇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素质,他们睁大眼睛,掏空自己,汲取着滚动在社会事实中的营养,并把它们呈现出来,供人思索,发人警醒。

  日后看他们的成就就比较大,自律很重要,就像社会中的个人,他们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,每个人都是最珍贵的宝藏,中国的小农经济和中国的科学发展有不切合之处,——杜鹃《非典型“性”调查》《生存与体验:对一个地下“红灯区”的追踪考察》作者:潘绥铭版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01月《存在与荒谬:中国地下“性产业”考察》作者:潘绥铭版本:群言出版社1999年01月采写/新京报记者李佳钰

红灯区,一个,他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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